《财政研究》唐大鹏等：公共风险、财政政策与内部控制建构

公共风险、财政政策与内部控制建构

——对疫情防控下政策传导机制的反思

唐大鹏  冯婉昕  王伯伦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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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大降低，增加了公共风险。这要求财政政策更应当转向风险管理，并作为公共风险的有效应对工具，更注重中央“六保”风险底线和“六稳”工作任务的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实施。内部控制作为财政政策中的一种管理类政策工具，能够保障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实施的效率效果。本文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的国际比较，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实际国情，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构建了公共风险防范化解和财政政策有效传导为目标的内部控制体系。本文从公共风险出发，以财政政策为着力点，从理论层面探讨内部控制建构的逻辑机理。首先，公共风险作为疫情防控财政政策的逻辑起点，是当下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其次，财政政策作为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政策工具，在应对公共风险时，既表现出在非常时期发挥支持复工复产的兜底作用，也表现出在常态化阶段重视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分别体现在对企业、家庭和各级政府三个层面。最后，内部控制作为财政政策传导执行的制度保障，能够提升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通过对比分析，本文发现我国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未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控制环境未实现国家治理微观化；二是风险评估未实现风险识别宏观化；三是控制活动未实现法规政策规则化；四是信息沟通未实现数据共享智能化；五是评价监督未实现责任监督多元化。基于内部控制现有制度缺陷并结合传统五要素，本文重构公共风险和财政政策下的内部控制五要素。第一，国家治理架构和法规政策共同决定了控制环境，即国家治理要求融入控制环境；第二，公共风险需围绕政府政策、企业经营和社会公平进行多元评估，即公共风险事件作为评估重点；第三，法治建设应规则导向与原则导向兼顾，即法规政策规则嵌入控制活动；第四，基于大数据共享的内外信息沟通能够有效保障政策传导，即数据智能共享植入信息沟通；第五，监督主体与监督渠道多元化为内控建设长效机制提供动力，即社会多元评价纳入监督机制。本文的研究对未来内部控制建设和财政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是：第一，建立公共风险导向的财政政策传导保障机制，在肯定财政政策“兜底买单”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的保障作用；第二，建立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相互连通的政策传导实施机制，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将法规政策解构的规则落实于政府和企业的控制活动中；第三，建立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部门的多元化评价监督机制，在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意识的同时，注重内部控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论文框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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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大鹏，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计系副教授　　　　　

冯婉昕，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伯伦，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差异模式下社保基金市场化投资研究：风险测度方法与风险控制机制”（项目批准号 71602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于政府公信力视角的公共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绩效评价及相关信息披露研究” （项目批准号18BGL06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社保基金财务偿付能力评价体系与财政风险控制”（项目批准号 2017T100098）。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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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陈   龙      

采编：于婧华     韩  钰（实习）

（封面图片来源：https://www.fot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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